夏林漫

　　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，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達到101526人，同比上升4.3%。隨著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、惡性化趨勢顯現，這一議題逐漸從司法系統內部走向公眾視野。

　　電視劇《無盡的盡頭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一部具有現實穿透力的作品。它以多線敘事勾勒出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案件，試圖在輿論喧囂中搭建一座通往理性的橋梁。

　　這部豆瓣開分8.2的高分劇不僅僅是一部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題材劇，它更像是一面鏡子，反映了家庭失職、制度漏洞以及環境冷漠等多重社會現象。劇中并未回避“未成年是否等于免責”的社會爭議，而是通過一系列真實、沉重的案例，引導觀眾思考：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對待那些誤入歧途的孩子？他們背后的悲劇，是天生的一部分，還是一步步走向絕路的過程？

　　劇中多個案件直擊當下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的痛點，既有對個體命運的深刻刻畫，也有對集體沉默的冷峻反思。

　　直面“教育為主、懲罰為輔”的法律原則

　　第一個案件以15歲少年張文軒的悲劇震撼觀眾——因被誣告“告密”，他在爛尾樓遭遇三名同齡人毆打、撒尿羞辱，最終被黃家旺以“跳樓刪視頻”脅迫墜亡。施暴者明知其未當場死亡卻冷眼旁觀的情節，與2019年大連13歲男孩殺人案、2023年邯鄲初中生弒同學案等現實案件形成殘酷呼應，直指未成年人極端暴力犯罪中法律懲戒與教育挽救的艱難平衡。

　　法庭判處主犯黃家旺8年徒刑、從犯6年與5年的結果，非但未能平息爭議，反而引發輿論海嘯。受害者母親陳慧雯因喪子之痛的哭喊與向檢察官潑油漆的過激舉動，既折射公眾對司法透明的訴求，更暴露法律理性與民眾情感之間的深刻裂痕。

　　庭審場景成為價值觀對決的濃縮舞臺：檢察官林之桃援引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的理性論述遭輿論標簽為“冷血”；黃家旺宣判時的麻木與陳慧雯當庭摔碎遺像的崩潰構成尖銳對比。這種戲劇化呈現將未成年人司法的根本困境推向極致——在“教育為主”的司法理念與“以命抵命”的公眾訴求之間，社會亟待找到更有效的應對路徑。

　　劇中似乎通過鏡像人物陸聲的故事給出答案。這個在少管所表現優異的少年，出獄后因家庭困境再次犯罪，卻在司法人員幫助下獲得新生。陸聲與黃家旺的悲劇根源都指向成年人的失職——黃父對私生子傾注關愛卻對親生兒子不聞不問；陸父將孩子“出租”給盜竊團伙并實施長期虐待。這些情節撕開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心癥結：問題孩子背后，往往站著問題家庭與周圍環境。但相比黃家旺，陸聲的角色更具典型性——他被困在生存倫理與法律規則的夾縫中，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。這種復雜性迫使司法系統直面“情有可原但法不可恕”的倫理難題，也引出了更深層的制度拷問：當家庭監護全面崩塌時，法律該如何補位？

　　劇作沒有停留于批判，而是通過林之桃檢察官的工作細節，具象化我國未成年人司法的進步探索：“一站式詢問”避免二次傷害，“附條件不起訴”給予悔改機會，“專門矯治教育”強化行為矯正。這些制度設計體現了“懲治與救贖并重”的現代司法理念。

　　但劇中同時暴露出現實短板：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，司法機關僅“可以”而非“必須”調查未成年人成長環境，導致家庭因素在量刑中的考量常流于形式——這與意大利、希臘等國將家庭狀況明確列為法定評估要素的立法形成對比，折射出我國在“人格修復”導向的司法轉型中仍需完善之處。

　　用藝術照亮現實，用理性推動進步

　　《無盡的盡頭》以銳利的筆觸剖開了未成年人犯罪這一社會頑疾。這部劇的深刻之處在于，它既沒有將問題簡單歸咎于個人，也沒有流于對司法系統的簡單批判，而是冷靜地呈現了一個相互作用的悲劇鏈條——在這個鏈條上，每個環節都在無意中成為“惡”的推手。

　　寧楷桐的案例，是整部劇最具代表性的轉折點。這個曾經被捧在手心的女孩，在養母因保險詐騙入獄后，人生開始崩塌。極具諷刺意味的是，當檢察官林之桃出于職業操守選擇沉默時，這份專業性恰恰成為寧楷桐眼中“幫兇”的罪證。仇恨的種子就此埋下，并在后續的發展中不斷發酵：她先是利用陳慧雯喪子之痛，煽動其對司法系統的仇恨；繼而精心策劃跳樓事件，甚至不惜縱火滅證。這場復仇早已超出個人恩怨，演變成對整個社會規則的瘋狂報復。養母為“愛”犯罪，她為“孝”復仇，最終卻在真相揭露后陷入悔恨。這一過程揭示了仇恨的非理性，也展現了法律與情感之間的巨大張力。

　　更具悲劇性的是，這個看似“惡貫滿盈”的女孩，本質上卻是一個被層層辜負的受害者。編劇用大量細節展示她如何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：養父母以愛之名行犯罪之實，司法系統因年齡問題而過度寬容，社會輿論則始終冷眼旁觀。正如劇中那句發人深省的臺詞：“一個兒童的長成背后必然有復雜的環境因素。”寧楷桐的墮落軌跡，超越了“天生惡童”的簡單歸因，直指更殘酷的真相：當家庭從社會化最初場所異化為暴力的孵化器，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便不能僅依賴司法的事后懲戒。而當家庭、司法、社會這三個本該守護未成年人的系統接連失守時，悲劇就成為了必然。這不禁讓人感嘆：比“壞孩子”更可怕的，是制造“壞孩子”的流水線。

　　不過，劇集中一些情節設計也引發了觀眾和業界的爭議。部分設定因過度戲劇化而偏離現實司法邏輯，削弱了作品對法治議題的嚴肅探討。例如，陳慧雯堅持向檢察官林之桃追責，而非直接針對校園霸凌加害者的家屬，這一行為路徑與現實中常見的維權模式存在明顯偏差。這種人為制造的“檢民對立”，雖強化了戲劇沖突，卻忽略了公眾通常更傾向于追究直接施害方的現實邏輯，也弱化了對司法角色真實定位的理解。

　　此外，劇中對部分案件的處理過程顯得過于簡化，缺乏對司法程序復雜性的展示。例如，林之桃僅憑一張未經核實的照片便被啟動內部調查的情節，在現實中顯然不符合檢察機關紀律審查的基本流程；又如，寧楷桐策劃縱火、教唆網暴等嚴重犯罪行為，卻未表現出足夠的心理干預或社會矯正過程，而是直接走向極端，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的社會結構性探討。

　　這些細節上的偏差雖非劇情主線，卻成為該劇在專業性層面受到質疑的關鍵所在。盡管如此，《無盡的盡頭》仍不失為一部具有現實關懷的作品。它在人物塑造與議題設置上展現出的勇氣，已成功將公眾目光引向那些長期被忽視的社會角落——從家庭監護的缺位到心理干預的缺失，從法律邊界模糊到社會治理盲區。正是通過這些討論，劇集激發了關于法治精神、家庭責任與制度保障之間的廣泛思考。

　　劇中一句臺詞發人深省：“真正的正義，不是快意恩仇，而是不讓下一個悲劇發生。”這或許正是文藝作品介入社會議題的最高意義——它不提供標準答案，而是喚醒對系統性缺陷的警覺，推動從司法改革、家庭支持到社會救助的全鏈條響應。

　　（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助理研究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