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董銘

由高人氣的劉亞仁主演，又是一個“歐巴&妹妹”的討喜設定，注定這部《無聲》會比其他處女作吸引更多的目光。然而，在影片表面的溫情陽光和黑色幽默下，女導演并沒有回避一個殘酷的現(xiàn)實：長期處于社會邊緣的殘疾人，哪怕萌發(fā)出一點點向善的心，也很難被冰冷的社會準則所接納，更何況，他還有個“收尸人”的暗身份。

在韓國年輕一代的演員中，劉亞仁是出類拔萃的。他能夠對角色的表情和動作做到準確控制，略顯呆滯的目光，微張的厚嘴唇，流露出特殊狀態(tài)下的心理活動。《無聲》里的啞巴青年，顯然比幾個月前《活著》里的宅男更挑戰(zhàn)演技，縱然不及在李滄東的《燃燒》里那么具有喻示性，也同樣擁有社會分析價值。

不會說話、肥胖邋遢、腦子看上去也不靈光的泰仁，注定在現(xiàn)實世界中處于社會底層，這從他和妹妹居住的破板房就可看出，這個平日里賣賣雞蛋的青年“沒有未來”。而正是這種離群索居、沒有社會身份的邊緣人，才更有可能私下去給黑幫“干臟活兒”，不需要得到什么尊重，對處理尸體這種事情也早已麻木，和殺雞宰鴨也沒啥區(qū)別。在法律層面，泰仁和養(yǎng)大他的大哥昌福是在自欺欺人，幫人“收尸”當然也是犯罪，更別說涉嫌綁票和拘禁未成年少女了；而在道德層面，這兩個殘疾人并沒有完全泯滅人性，還是有著普通人最基本的良善，他們會好心地給老奶奶送雞蛋，也會盡心照顧女孩楚熙，甚至在埋尸的朝向、誦讀經文等細節(jié)上，體現(xiàn)出內心仍抱有贖罪的歉意，這也為后來的解救和送回埋下了伏筆。

在許多黑幫類型片中，這種底層小角色身上，多有此類殘忍與怯懦的矛盾組合，尤其是那些身份低微的雜兵，點頭哈腰唯唯諾諾。干了太多沾血的活兒，最后自己也死得蹊蹺，這種啞然失笑的荒誕感，本來就是他們“日常暴力”的宿命。

角色命運的難以預測，也成就了黑色幽默。這在昆丁·塔倫蒂諾、北野武等名導的作品中時常出現(xiàn)，女導演洪義正用起來也是得心應手。別看大哥昌福在小弟面前一副“社會人”的派頭，真要去干殺人放火肯定不行，綁票勒索也搞不清楚流程，取個贖金都心驚膽戰(zhàn)，最后活活把自己嚇死……

影片對于黑幫的態(tài)度也是調侃式的，前幾天還威風凜凜的室長，再登場時自己就被掛在了那兒，這也算是韓國同類商業(yè)片的傳統(tǒng)；但是對于當地犯罪組織的“常態(tài)化”，卻有一種令人“不寒而栗”的冰冷感——誘拐未成年人在這個國家已是條成熟的產業(yè)鏈，那些外表平凡、和藹的大叔大媽，其實都是嫻熟的拐匪和人販，如果從父母那里拿不到贖金就會把孩子賣掉。誰會想到街邊開過的一輛普普通通的幼兒園校車，塞滿的是被灌下迷魂藥的失蹤孩子，留下的是多少個破碎家庭的噩夢。

11歲的楚熙就是這樣被誘拐、被販賣的，或許是女導演出于自己的善意，片中沒有出現(xiàn)這類女孩在被拐過程中可能遭遇的暴力和性侵威脅，唯一一次遇見的“壞蜀黍”居然還是“警察叔叔”。而泰仁和昌福，一個啞巴、一個瘸子，正因為并非主動參與綁票，又因為“業(yè)務不熟練”而耽擱了下來，這才陰差陽錯地營造出了一段“臨時家庭”式的共處時光，其樂融融，溫馨愜意，簡直可以改名為“收尸人的夏天”。

在相對封閉的環(huán)境里，罪犯和受害者的角色身份悄然變化，又因為有一個缺乏照顧的小妹存在，早熟的楚熙從一心想逃掉的人質，逐漸變成了收拾屋子、照顧孩子的“媽媽”。女導演對生活場景描繪得如此細膩，洗衣服等細節(jié)滿是溫馨，泰仁回到了一個干凈、整潔的家中，桌上還有可口的飯菜在等著他，人物從一種被動、木訥的狀態(tài)中逐漸釋放，雖然無法用語言表達，但眼神中多了溫情和歡快，動作也不再那么粗魯，自行車后座的綁繩自然也越來越松了。

在《燃燒》里的劉亞仁，就已然展現(xiàn)出了這種“覺醒”中的人物弧光了，而在這部《無聲》里，他有著更令人同情的遭遇和舉動。對于楚熙，他其實在內心深處已經有了依賴感，但身為啞巴又難以表達，所以需要“送人-搶回”那場高潮戲來釋放。

飾演楚熙的小演員也頗有靈氣，對于這個出身于重男輕女家庭的女孩設定抓得很到位，平日里如兔子般乖巧懂事，啥都看在眼中，不該說的不說，知道自己身小體弱，暴力反抗無效，反而會受傷，還不如幫著打理日常生計，積累情感上的信任，關鍵時刻才能化作感動歐巴的力量。啞巴追車那場戲處理得很利落，滑稽的動作編排算是韓國類型片的保留曲目，導演不只是在調度和節(jié)奏上把控嫻熟，更在劇情發(fā)展上賦予了重要的作用——跳出之前營造出的溫情化、浪漫化的“收尸人的夏天”假象，把觀眾和角色都拉回到現(xiàn)實中，而更關鍵的是，楚熙的眼神變了。

如果說從“不逃”到“逃”，是楚熙在真正感到絕望后的自救的話，那她最后對老師說的那句話，就是對這幾日“田園度假”生活的徹底拋棄。沒錯，這個傻乎乎的啞巴歐巴的確不算“壞人”，那個臟兮兮的小妹妹也真是可憐，但這并不能改變自己被綁票的事實，當時的依賴和順從，不過是人類在特殊環(huán)境下自發(fā)的“斯德哥爾摩綜合征”罷了，當有機會回到自己的世界時，那個住在破板房里的男人就簡化成了“誘拐犯”。假如再往人性深處猜想，楚熙的乖巧和體貼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“表演”，原以為哄過這啞巴幾天，就能等到贖金回家，可這種偽裝終究抵不過人販子的貪婪。

應該說，導演設計這樣一個冰冷的結局，是有其嚴肅意義的，對于綁票、拐賣兒童這種惡劣的有組織犯罪，使用了太多的黑色幽默手法，反而會沖淡題材的社會警示性，最后有必要拉回到現(xiàn)實層面。對于劉亞仁飾演的泰仁來說，雖然他最后有“脫去黑西服”這樣一個明顯具有“脫胎換骨”寓意的動作，預示著他在社會層面的成長，渴望真正的自我救贖，但這并不算是開放式的結局。畢竟，蘇醒后的女警肯定能守株待兔，而楚熙甩開他的手，說出那句絕情的話，才是對他最殘酷的懲罰。